成都记忆之㊼丝路名城的前世今生｜丝路名城的贸易史

成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、缫丝和织绸的地区。据史籍记载，远在春秋时代初期,古蜀人就把用蚕丝织成的蜀布和帛运到秦国进行交易。 

战国时期,蜀地的丝绸业持续发展，达到很高的水平。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了战国织锦和刺绣,据专家研究,均属古代蜀国的产品，并且与四川炉霍卡莎石棺葬内发现的丝织品相似。 

从汉代开始,蜀地的生丝与丝织品交易进入繁盛期。蜀锦行销全国，政府设置专门的“锦官”管理蜀锦的生产与交易。彼时，锦里便是古代织锦作坊和织锦户集中的地方。 

2012年12月，考古人员在天回镇成都地铁三号线建设工地发现了一处西汉墓葬，并出土了4部织机模型。专家们经过深入研究，确认它们属于提花织机。这在当时是世界最先进的织机，它可以通过上万根丝线，对花纹进行编程，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缎。而最令人称奇的是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用复原出的织机复制出了在新疆出土的、具有汉代蜀锦结构的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织锦护臂。用汉代世界最先进的织机，复制出了汉代工艺最复杂的织锦，可见成都的纺织工匠曾创造了多么辉煌的文化。 

当时间来到三国时期，成都已经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一大中心。魏、吴每年从蜀汉输入大量蜀锦，丝织品成为蜀国的主要财源。就在这一时期，诸葛亮将蜀汉的先进技术推广到云南、贵州、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，教他们栽桑、养蚕、织锦，促进各地的经济发展。 

南北朝时期,兵连祸接，导致蚕桑生产受到影响。不过，成都平原保持相对稳定局面,大批西域人入蜀通商,往来于吴、蜀之间。 

隋唐、五代之时，成都主要依托岷江、沱江，与外省水上贸易兴盛。杜甫的《夔州歌十绝句》就写到:“蜀麻吴盐自古通,万斛之舟行若风。”反映出了长江航运贸易的繁盛。 

唐代,是蜀锦生产最为辉煌的时期,无论质量和数量都超过历史水平。从纹样题材、造型、构成到敷彩等，在传统基础上吸收外来营养加以创造后，形成了特有的装饰风采，具有朝气蓬勃、丰满富丽、雍容大度的特色。唐景云年间的晕裥提花锦裙和“双流折绸绫”甚至还远销新疆各地。诗人张籍在《凉州词》里说:“无数铃声摇过碛，应驮白练到安西。”诗中的“白练”，就有不少是来自蜀中的丝织品“梓州小练”。此外,成都生产的“益州半臂”,在吐鲁番市场十分畅销。 

五代前、后蜀时期，由于偏处西南隅,战祸较少,蜀锦生产未受到多大影响。丝绸和茶叶、药材仍是蜀中重要输出品。但由于割据状况,也使商业的发展受到阻碍。其中，前蜀政权禁止高级丝织品的对外贸易,使蜀地商业受到沉重打击。 

到了宋代，丝绸已不禁止民用，因此，民间贸易盛行。当时，宋代宫廷对蜀锦的需求量很大,除了宫廷和官府所需的高级丝织品大部分都要蜀中供应之外,还要用来作为边贸物资,换取战马,抵御辽、金，于是在蜀中设置收购货物的“博买务”,要求各地织造丝织品，按期交官收购，严禁商人和过往客人购买。另外，成都通往东南各地的水上贸易在这一时期也更为发达。成都等地区输送中央政府的财帛,主要通过长江水道。除了陆上丝路外,蜀锦还由成都的一些锦商远销到重要通商口岸钦州,并买回香料，一年往返一次,每次交易额达数千缗。 

南宋时,成都府锦院的锦缎产量已远远不能满足换马的需要。建炎三年,茶马司便在成都自办织锦工场生产丝织品,开展贸易,用以交换战马。茶马司锦院每年生产的锦缎数量,按与少数民族进行锦马互换的数量而定,马多多织,马少少织。织锦主要销往吐蕃,其次销往苗族地区。后来，茶马司又在成都的应天、北禅、鹿苑寺三处增辟三个工场,生产丝织品。孝宗乾道四年，茶马司织锦工场和成都府锦院合并，进行统一管理。伴随着蚕桑业的兴盛,桑叶也成为商品进入市场。 

元代,朝廷对丝织生产实行官营,民间纺织遭到削弱,其丝织生产重心逐步东移,但仍然生产出驰名全国的“十样锦”。 

明代，成都的绫锦产量不大,主要供给朝廷。蜀中茧丝主要作为原料销往山西、福建一带。四川商人长途贩运生丝、布帛,运销胡椒,往来获利。山西、陕西商人也开始进入四川活动,贩运生丝。此外,通过民间贸易，丝绸也大量输入西北藏区。 

清初，四川因长期战乱，经济萧条,蚕桑丝绸业遭到严重破坏。后来清政府从省外大量移民,少数流散外地的工匠回到成都,逐步恢复丝织生产,蜀锦珍品的织造秘法大多失传，只有“天孙锦”保留下来。那时，蚕丝绫锦由官方专买专卖，到了雍正年间才放宽丝织生产与交易管制,允许民间自由贸易。到了乾隆、嘉庆年间交易更为繁荣,清皇室御用品除苏、杭供应外,每年从成都调运大量丝绸进京。其中，成都近郊的中兴、中和、白家、石羊、簇桥等地每年产丝在4万两以上,但蚕丝产量远远不能满足织造之用,要向省内产丝地购买。因此，成都又成为了四川最大的生丝交易市场。 

九天开出一成都，万户千门入画图。彼时成都的丝绸凭借精湛的工艺生产出既美且轻的蜀锦并远销各地，织就了一幅锦城繁华的优美画卷。